北宋时，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，经济、文化水平较高，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，且由于国都在开封，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。
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：范仲淹为苏州人，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，寇准为陕西渭南人，韩琦为河南安阳人。
但到了明代，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，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；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，故其政治、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。
自此就导致了一个结果，“金榜题名”者大多来自于这个区域，以至于皇帝不得不改变科举的全国一榜，将之划分出南北榜等，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持平衡。
但即便如此，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，至少应该没有达到皇帝们想要的结果。因此到了明末，影响最大的“东林党”、“浙党”、“昆党”等，更是无一例外集中于苏锡常地区。
这就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，进而抱团结党，共同进退。
高务实若是没有出现，高拱的那个“高党”不过就是昙花一现，完全只依靠高拱一人，高拱本人一倒台，高党便直接烟消云散了。
同样，如果没有高务实帮高拱整合出一个高党的话，张四维的晋党其实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控制的——除了蒲州张家之外，王家、马家等都是晋党的大佬，原来是不逊于张家的。
只是由于高务实把张四维和高拱给“串”了起来，使得张四维可以反过来借高党之力树立自己在晋党之中的绝对优势，从而形成独大的权威，这才把本来有些零散的晋党也整合了出来。
双方联合在一起，基本上就形成了实学派的基本盘，而站在它对面的，便是如今的心学派了。实际上也由于高务实的经营，浙党几乎难以出现，至少难以如历史上的浙党那样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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