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世有一部很是出门的电视剧叫做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其中讲了一个天才商人辉煌时的故事。那位一代丝绸巨商沉一石，在生意场上和政治斗争的漩涡里练就了一身本领，他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来往于官场、商场、情场，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，尽显一时之风光。
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其实“当官”一直与“发财”紧密相关。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：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，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统治江山，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，以便吸引普天下的“职业经理人”。
官员，就是皇帝的职业经理人。然而，官员在为皇帝的利益服务之时，他们自己也需要有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呀，于是他们也需要职业经理人——那就需要用到商人了。
这，其实就能解释官商勾结为何必然发生了：商人需要官员为自己政治背书，继而扩大商业版图，成就更大的事业；官员需要商人为自己直接取得利益，继而想办法“投资”成为更大的官，或者留下这笔钱好好享受并留给后人，永保家族辉煌。
其实，官商勾结的后果很简单，就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。从本质上讲，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“国有”变成千百家之“官有”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，官场之争也好，都可以说是国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。中国的帝王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，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，一面变着法子抄官员的家。这何尝不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呢？
扯远了，说回来。朝鲜内附之后，如何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这一新市场？是自己紧赶慢赶跑去朝鲜开辟新的事业吗？不是不可以这样做，但这样做的人往往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可行。
什么是更好的办法？当然是在京师想法子。
朝鲜既然内附，朝廷的命令就成了当地的最高指令。原先归朝鲜“国有”的资产，在内附之后就全部由大明朝廷说了算。朝鲜原先某些不会轻易让外人插手的生意，从此以后也就必须由朝廷再审视一遍了——说不定哪些行业将来就开放了呢？
至于说开放给谁，那自然是朝廷说了算。因此，先把银子送到京师，无论是上下打点还是怎么着，都是远比把银子运去朝鲜当地要高明得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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