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下电话，夏文飞进屋，坐下后又重复了先前那句话：
“我知道以崔文学那股子霸道劲，你与他准谈崩。酒厂税收占全县年度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，我们现在全县*部职工四个月的工资，酒厂的经营出现问题，干部职工的工资拖欠理多。”
周胜利说：“咱们两个想到一块去了，我也担心酒厂出现问题影响税收，所以才早采取措施。
我听说夏县长分管过工业，你说崔文学在全省承包的八个酒厂的帐目混在一起，连续收了两天的红薯干供应外厂，打的都是盖着营川县酒厂公章的欠条，将来这钱还不是得营川酒厂支付？我是担心他在经营过程中哪一环节出现问题，这高昂的学费得我们支付。”
夏文飞伸手扶了扶他右边的眼镜框，说：“这件事的后果是挺严重，我们有些骑虎难下，中止他的承包可能经济上损失要小，但是舆论上的压力小不了，以目前上面的改革决心，我们一旦落得个保守派的名声，成为媒体批评的靶子，工作成绩再大也难以向前迈步。”
他像许多官场上的人一样，干一件事之前想的最多的是这样做是不是会影响自己进步。
追求上进是人的基本诉求，周胜利不能说他做得不对，也不好用维护群众利益这类的话开导他，退而求次之，“这件事我出面，所有责任我担着，一旦我被停职或调出，还有你主持大局。”
夏文飞也没有表示出自己的意见，其实就是认可了周胜利的说法。
仕途路上不乏他这样的人，可能同享荣誉，但不可同担责任。
夏文飞走了不多一会，周胜利面前的红色电话机响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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